电视专题：关于组织拍摄（二）

　　在实际拍摄中，很多对象由于是第一次拍电视，不了解不熟悉电视节目的拍摄，他们在镜头前十分紧张，手足无措，不知道干什么好，但他们又都愿意配合电视节目的拍摄，他们希望编导或摄像师能告诉他们做什么，怎么做。摆拍确实会导致虚假的画面，但如果将对象手足无措，紧张万分的样子拍下来也同样是不真实，因为几乎可以肯定，拍摄对象平时决不会是这样的，他的紧张、他的失常是因为面对摄像机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编导能不能指导一下呢？

　　从专题节目的拍摄实践看，有两种情况使得编导不能不出来指导，一种是被拍摄对象没经验，不知道如何配合拍摄，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另一种是编导知道什么效果是最好的，这种效果既是片子需要的，也是对象的真实情感，但被摄对象由于种种原因，偏偏表达不出这种情感。因此，在实际拍摄时，进行某种组织是可以的，问题是在什么前提下来组织和怎样来组织。

　　组织拍摄的前提是编导应该非常了解熟悉对象，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对象会有哪些正常的反应，然后才能针对对象的具体情况加以组织或给予刺激。如《毛毛告状》中，当法庭根据事实，正式判定毛毛系赵文龙之女时，由于在拍摄过程中己经非常熟悉和了解赵文龙的心理，于是编导王文黎抓住这个时机，抱起小毛毛走到父亲面前，让她们父女相认。这时赵文龙热泪盈眶，人物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这里，编导如果不是非常了解对象，就难以做出这样的介入，而如果没有编导的催发，人物的情绪也不会这么快走向高潮。

　　在组织拍摄中，对象的行动应该是其本性的表现和真情的流露，而不是为了拍电视而作出的表演，编导的组织也只能是催发、刺激，而不能诱导他们作违背本性的表演，不能要求对方故意作出某种姿态。比如《焦点访谈》教师节特别节目是拍摄一批从老少边穷地区来的杰出的教师代表，片子的主要内容是他们在北京受到各方面尊敬和接待的情况，其中有一项活动是五星级的贵宾楼饭店招待这些老师们的一次晚宴，播出的节目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教师们来到饭店，有些拘谨地在饭桌边落坐以后，记者来到他们的桌边采访：

　　记者：您知道这桌饭大概要多少钱吗？

　　教师：不知道，大概好几千吧，够我们那儿孩子好几年的学费。

　　记者：您知道这些（指桌上的那些山珍海味）吃不完是要倒掉吗？

　　教师：我真想带一些回去给我的学生们尝尝。（泣不成声）

　　这是一段令观众深受感动的情景，没有人怀疑这不是出自教师内心的情感，然而这段话却是在采访者的刺激下说出来的。采访者在了解到主办单位有这么一项活动后，估计到这些从特别贫困地区来的教师们坐在这样豪华的餐厅里面对这样的晚宴会是什么心情，所以作了这样的刺激和诱导，让他们说出了心里最强烈的感情。所以，组织拍摄的正确做法应当是设定场景让人物行动。也就是说组织一个适合人物自然流露感情的场所，引他们进入他们某种自然状态中去自然地行动，该做什么做什么。给对象提供一个真实的时空让其自然地表现自己。

　　这种设定情境的办法也就是不少纪录片编导拍摄时遵循的“大摆布，小不摆布”的原则。《几代女人一个梦》的编导沙碧红在谈到拍摄体会时说：“摆拍和提炼生活的界线，往往只是一线之差，这与导演的操作能力有很大关系，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机械地记录了摆的过程，有摆的痕迹。因为生活中的人并非都有演员的天赋，令其做规定的动作和规定的语言，都会有演的嫌疑；后者则在编导事先对人物思想、情绪有了大概的预测后，提供一个‘场时空’，任人物在这个时空中真实自然地表现自己，当然，这种手段只适用于时间短、任务多的情况。它的好处是编导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所拍出的节目不会太水；它的缺点是尚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编导没有一定的阅历和经历，就不能很好地构思，就可能失去本来很真实、很精彩的东西。”也就是说，摆拍是对象处于被动状态，编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组织拍摄时对象是处于主动状态，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般说来，在实际拍摄中，制作人员是难以抗拒组织拍摄的诱惑的，如北京电视台的栏目《第三只眼睛》中的《旺旺》。山里孩子旺旺爱打架，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摄制组时间有限，怎么办？编导采取的办法是，起先只是逗另一个孩子与旺旺“斗鸡”，看谁厉害，但谁也不甘示弱，两个孩子互相被激怒，忘记了这是友谊比赛，结果中了编导的“圈套”，真的打起架来。正如一位编导说：“你在拍摄时是完全不加干预，不加影响，非常纯粹的，还是追求效果的真实感呢？作为我们实际操作人员来说，就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尤其是一些再现，加入一点人为的办法表现它，肯定会使它增加表现力，除非你弄巧成拙。”

       因此，在拍摄中，只要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符合人物的真实情况，人物表现出来的确实是自然流露的真实感情，组织拍摄和适当诱导应该是允许的。反对摆拍不等于编导的无所作为。

       关于在纪录片中能不能使用组织拍摄的办法，各国的纪录片工作者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可以用，有的人认为不行，如纪录片大师怀斯曼认为不行，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认为可以，美国纪录片界多认为不行，而法国纪录片界讲可以，澳大利亚纪录片工作者罗伯特·康纳利说：“我们采用对主人公不加任何干涉的方法。我们从不向被拍摄对象建议任何事。”但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文与社会电影节主席马歇尔·西蒙迪却针锋相对地说：“就纪录片而言，里面的人不可能做到百分之二百自然，肯定要受导演的摆布，摆布的如何，受每一个导演自身修养的影响，当然拍事实必须真实，不能虚构。理论上不存在纯纪录片，也就无所谓反对不反对，比如一个摄影师在现场拍摄时，他预先就有一个初步计划，如角度，而拍完后的编辑、取舍上也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在国外比较流行的纪实节目中，组织拍摄的方法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而经常使用，比如特意设计出某一环境，然后等待意料中的戏剧性结果发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