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灯光行业,高中毕业算是比较高的学历水平了。很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聊着聊着,总会叹口气,要么感叹“当年太穷了”,要么懊悔自己“没文化”。
踏上北上的火车时,邢建伟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孙高勇曾经在片场很少开口说话,怕别人听出自己是外地人。如今,他们在电话里跟人沟通业务,会不自觉地带着京腔,甚至会说几句粤语。
郭壮飞算是灯光师里最早开始学英语的。几年前他参与拍摄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头一次跟外国人合作,光是准备几句打招呼的话,就紧张地练了好久。有一天他看到翻译整理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灯光器材单,就用手机拍下来,每次休息时,旁边的人在打游戏,他就一遍遍地背那七八页纸。有的发音不确定,他就在片场等着听国外灯光师的发音,然后暗暗模仿。
拍摄持续了9个月,在最后几个月,郭壮飞跟外国同行的交流几乎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进行。
后来,有的国外灯光师来中国拍戏会直接联系他。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世界顶级灯光师,拍过《魔戒》《金刚》和《霍比特人》。前几年,他又凭借语言优势获得了参与拍摄张艺谋导演的《长城》的机会。这时他的月薪已经能达到9万元。
郭壮飞知道,在很多老乡眼里,“做灯光就是个赚钱的手段”。他曾经也那样以为,而且事实证明,只要踏实肯干,这个目标不难实现。他想起刚入行时,吃完饭跟兄弟们走在横店的街上,有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我想在30岁之前买一辆宝马车。”他认真地说。
周围人都笑了,“买个国产车就不错了,还宝马。”结果24岁那年,他开着新买的宝马车驶进了村子。
他慢慢开始发现,片场的气氛、情节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灯光的艺术。清晨和上午的光不一样,好人和坏人的光也不一样。为了把女演员拍得更柔美,需要在灯上铺好几层纱。要想展现一个人的恶,光线就能让他凶相毕露。
“其实灯光是一门艺术,需要审美。”郭壮飞说,“赚钱容易,做到这一点就难了。”看到年过六旬的国外灯光师跪在地上调光,郭壮飞有些感慨,“这种态度肯定不是只为了挣这份钱”。
但灯光师这个职业并没有在业内得到相应的地位。邢建伟说,他刚入行时还经历过电影制作“技术至上”的时代,到了现在,基本上是“资本主导”了。
薪酬增长很缓慢且不稳定。去年“五一”前后,几百位拍广告的灯光助理联合发布“劳务上调通知书”,宣告小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500元/16个小时,大助理的劳务费上调至1000元/16小时。如果超出单位工作时间,则要另算加班费。发布方式就是把这份公告发在各自的微信朋友圈。
在美国,权益并不需要这种“江湖规矩”来维护。成立于1893年的“美加影艺从业者工会(IASTE)”成员范围涵盖了剧组里大部分工种,保护其成员在被雇用时不受歧视、有足够的休息、工作临时被取消也应该得到补偿,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同时也规定雇主应如期支付加班费、养老和医疗保险,并进行新技术的培训,等等。
截至2015年,IASTE在美国和加拿大有380多个地方工会,成员数量达到12.5万。除此之外,剧组的大部分蓝领工种,比如司机等的权益,都归“电影和剧场卡车工人工会(TEAMSTER)”保护。
比起增长缓慢的薪酬,影视行业的投资涨得飞快。邢建伟刚入行时,几千万元的投资已经是“巨制”,到了郭壮飞这一代,一部不算大制作的电视剧都要上亿元。“以前一部片子所有的投资还不如现在一个主演拿的片酬高。”邢建伟说。与此同时,拍摄周期却越来越短,原本计划4个月的拍摄时间能压缩一半,“许多技术细节根本来不及研究”。
前些年,许多灯光师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就投资开办影视器材租赁公司,据邢建伟了解,仅在北京,开这类公司的老乡就有50多个。设备的更新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日趋激烈的竞争下,租赁公司越来越难做。
还有一些灯光师在尝试往摄影师方向转型。有的灯光师常年坐在监视器前,腰椎出了问题,“摄影还能多动动”。邢建伟说,在剧组内部,摄影师是比灯光师层级更高的职位,而想转做导演,通常只有摄影师、美术指导和武术指导这三种职位,“要么你是本科,靠学历上去”。
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功”的郭壮飞,不想投资公司,也不想转型做摄影师,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如果鄢陵的灯光师不努力创新,迟早会被淘汰。”他看到国外已经在用升降机控制灯光,而国内剧组为了节省成本,还在用绳子固定,“但这样会产生更高的人工费用”,郭壮飞说,“技术并不难,难的是转变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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