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灯光村”：影视业七成左右灯光师来自这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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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壮飞也是从小助理干起。行业里的人都换了几茬，这条规矩一直没变。

　　助理干的就是体力活。拍一场戏至少需要几十个灯，能装满一个小货车，助理的工作就是把灯搬上搬下，按“老大”的要求挪动位置。最大的灯有水缸大小，近百斤重，郭壮飞的肩膀经常被磨得脱皮流血，一边受伤了就换另一边接着扛。一天下来经常只睡三四个小时，天不亮就要出门。

　　41岁的滕广辉是领他入行的师父。滕广辉做助理时，剧组有次在北京租了一栋酒店作为场景，一天租金就要10万元，为了赶进度连续拍了72个小时。他去车上拿胶片，累得连过马路都闭着眼睛，东西掉了都不知道。

　　郭壮飞的“微信运动”页面里，步数排名靠前的都是他的灯光师老乡，有人走了几万步，可能活动范围都没超过几十平方米的摄影棚。“你看，这些都是。”他的手指不停地滑动屏幕。

　　“说白了就是民工。”邢建伟说，就连发工资的方式都跟民工类似——片方把钱统一付给灯光师，灯光师跟助理们协商好后就把钱发给他们，“老大就是包工头。”

　　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比真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强多了。邢建伟的连襟孙高勇在工地上干过几年，日晒雨淋，最后一分钱也没攒下。后来他也入了行，成了一家电视台一位纪录片导演的固定团队成员，经常出国拍摄。

　　作为一门手艺，灯光这一行有着明显的进阶路径，还沿袭着传统的师徒制。没有专门的培训，很多布置灯光的技巧都是在现场学会的。师徒之间还存有礼节，邢建伟最早的师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灯光师，有次下大雨，他和另外几位助理没能及时赶到片场，被师父罚站了半小时，早饭都没让吃。那时他们的工钱还是直接去厂里的财务处领。

　　市场的浪潮动摇了这些规矩。上世纪90年代，许多港台团队进入内地市场，出现了很多合拍片。那时的灯光组分为“港方”和“中方”，前者的助理一天薪酬800元，后者只有40元。邢建伟开始跟着“港方”学打光。电影《太极张三丰》在卢沟桥拍摄时，他就在现场。邢建伟曾经在村里的露天幕布上见过李连杰，但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离这位功夫明星只有几米远。

　　1996年，师父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邢建伟第一次有机会自己当了老大。老一辈灯光师谢幕的同时，影视行业也在迅速集团化、商业化，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产量逐年下滑。灯光师也正式进入了“河南人时代”。

　　当了老大就意味着不用再干体力活了，收入也更高。起初，邢建伟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晚上花两三个小时画出每场戏的灯位图。助理都是他的老乡，比起师徒，他们之间更像是哥们儿和雇佣关系。

　　脱离了集体的灯光师需要找到各自稳定的团队。为了拉近跟助理的关系，邢建伟经常在收工之后请他们吃饭、喝酒，聊老家那条从5米扩宽到几十米的长街，聊街边消失的供销社，还有新开的“红苹果生活广场”。也有人喝多了就开始用粤语模仿香港来的导演：“搞快点！”或者抱怨导演自己吃了汉堡，却不给工作人员按时发放盒饭。

　　这个行业更像是一个江湖，没有明面上的规则，有的是杂糅了情义和利益的“规矩”。 通常来讲，小助理、大助理会长期跟定一个团队，形成稳定的圈子，直到自己成为老大。之前有片方欠了邢建伟20多万元酬劳，他就自掏腰包给助理发了工资，“不能亏欠弟兄们”。